得克萨斯人成立了一个叫“总参政会”的组织，并在1836年3月2日宣布脱离墨西哥，建立“自由、主权和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的部下和好友、前田纳西州州长山姆·休斯顿成为得克萨斯军队的指挥官。3月6日，被围困多日的阿拉莫要塞沦陷，几乎全部守军被杀害。位于其东南150公里外的戈里亚德要塞守军在三个星期后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阿拉莫和戈里亚德的陷落使得得克萨斯人除了开始向东作痛心的撤退外别无他途。桑塔安纳急忙追击这支他相信已是溃不成军的部队，到圣哈辛托河附近才停止。麻痹大意导致了这位将军的失败。1836年4月21日，当他吸食完鸦片、和手下的士兵在享受日常的午休时光时，并没有安排足以胜任的人担当警卫。当墨西哥人打盹时，休斯顿的部队喊着“牢记阿拉莫!牢记戈里亚德”口号发起了进攻。他们在20分钟内便打赢了战斗，消灭了一半墨西哥军人，并在第二天从一片灌木丛里活捉了穿着拖鞋的桑塔安纳。
伴随着圣哈辛托战役的胜利，得克萨斯人赢得了独立。满怀仇恨的得克萨斯人暴怒地要求处死这位墨西哥独裁者，但是山姆·休斯顿把他从行刑队的手里救了出来。桑塔安纳面临死亡的威胁，不得不以墨西哥总统和独裁者的身份在5月14日签署了《委拉斯科条约》，然后被休斯顿派人押送到美国。《委拉斯科条约》承认得克萨斯共和国的独立，并以格兰德河为新国家的边界。然而当桑塔安纳经华盛顿和哈瓦那返回墨西哥城后，觉得自己安全了，便又否认了这项条约，声称这是他在被迫情况下予以签订的，所以墨西哥并不认为得克萨斯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一个暂时同中央政府丧失联系的州。
在美国移民和冒险家们进入得克萨斯的同时，另一批美国人在没有土地让予证和正式许可等手续的情况下，开始了自西向东对墨西哥的渗透。1796年，一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新英格兰商船绕过合恩角，沿太平洋海岸北驶，最后进入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湾。其他美国商船在这艘船之后迅速接踵而来。他们从加利福尼亚沿海的基地出发，前往阿拉斯加和俄勒冈沿岸，用小刀、火药、棉布和甜酒与印第安人交换皮货，特别是在中国市场上被称为“海龙”的海獭皮，以及被视为壮阳神药的海狗鞭。这些美国商船随后将皮货运到广州，再把广受欢迎的各种中国货物带回纽约、波士顿和费城。有时一次交易就可以赚得巨额财富:一名美国船长在几小时内用成本不到两美元的货物换来了560张海獭皮，然后在广州以22400美元的价格出售。另一个新英格兰商人用600码长的一匹棉布换到了在中国价值7000美元的一大捆皮货。
虽然西班牙法律及后来的墨西哥法律都禁止外国人在太平洋沿岸进行贸易，但是美国商人的这些活动是加利福尼亚当局无法阻止的。当阿拉斯加海獭最终因滥捕而在1830年代面临灭绝时，以加利福尼亚的牛肉和皮革为基础的商业又发展起来。以波士顿为基地的商业公司收集当地农场生产的畜产品，随后将这些货物运回东海岸，运来美国东部生产的衣物、鞋、家具和五金器具。
如果美国人光是限于海上的贸易活动，那还不至于令墨西哥官员那么揪心，因为后者只要一想到绕过风暴怒号的合恩角和麦哲伦海峡的长距离海上航行，就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是这时从加利福尼亚东边的内陆也传来了砰砰的敲门声:来自堪萨斯城的商人沿着“圣菲小道”继续向西前进，沿途收购皮革和毛皮。他们穿越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地区，到1826年11月，出生于新英格兰的猎人头领和皮货商人杰迪戴亚·史密斯最终带着一伙用陷阱捕捉毛皮兽的猎户出现在加利福尼亚沿岸的“传教地区”。史密斯没有得到墨西哥驻加利福尼亚总督的许可，也没办理护照，就这样长驱直入，对萨克拉门托河和圣华金河两岸的流域进行了勘探，开辟了一条从加利福尼亚通往俄勒冈的道路，并最终在返回东部后向其同胞宣传了那个地方的价值。史密斯开辟的这条路很快成为移民之路，然后变为马车路，如今成为美国的第15号州际公路。
随后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是在西进运动中行动最快的农户，他们从东边横穿整个大陆来到这里，最后定居在萨克拉门托河谷。加利福尼亚美国移民的领袖是约翰·萨特，他在德国与瑞士居住多年，后来移居美国，迁移到加利福尼亚，并在1839年成为墨西哥公民。他的根据地萨特堡是一块富裕的地产、饲养着成千上万的马群与牲畜，并拥有一大批小型作坊以保证其武装人员的供应。
此时已经有无数通信和文章宣传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沿岸的美丽风光。这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一些报纸的主编开始评论说，合众国必须占有这一地区。于是，一场美国移民运动开始了。1841年5月，一支由男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移民队伍在“加利福尼亚最杰出的开发者”约翰·比德韦尔的带领下从密苏里出发，向“希望之乡”萨克拉门托河谷前进。同这批人在六个月中所经历的艰苦和磨难相比，“五月花”号上第一批清教移民的困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比德韦尔的冒险队伍跨越了一片地图上几乎没有标明的土地，除了知道应该向西走以外，连最聪明的领路人也不知道具体的路线。这支队伍在沙漠中渴得口干舌燥，产生了令人痛苦的错觉，为了越过一处悬崖，他们丢弃了笨重的行囊，不久就面临饥饿的威胁，以致从一只草原狼喉头割下的一点肥肉也成了少有的精美佳肴。
然而同五年后跟随而去的唐纳移民队相比，比德韦尔那一伙人还算是幸运的了。唐纳移民队的领队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乔治·唐纳。他们在1846年春天兴高采烈地赶着牛车，随同另外300辆牛车一起从密苏里的独立城出发，没有遭遇严重的不幸就穿过了平原和沙漠。不过，当他们抵达今日犹他州境内时，唐纳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为了在初雪降临之前翻越内华达山脉,他带领87人--大多是来自德国的移民脱离了大车队。
唐纳被一本那时广为流行的移民路线指南手册所误导，内中声称有一条“黑斯廷斯小道”可以捷径穿过内华达山脉，节省400英里(两个星期)的路程，但实际上这条小道增加了100英里的路程，当唐纳一行进入内华达山脉深处后，颠簸的山路损坏了一辆牛车的车轴。当唐纳移民队停下来修理马车时，山中降下了第一场大雪，厚度为5英尺。接下来的几场雪使得山中积雪多达60英尺，唐纳移民队被困在离加利福尼亚平原只有30英里的地方，进退两难。他们连忙用木头和茅草搭建简陋的棚屋，男女老少在棚屋中挤作一团。
这些人将在山中被困五个月，但三周后就吃光了所有的粮食。然后他们杀掉驮行李的马匹充饥。到最后，除了牛皮帐篷和捣碎的骨头外，什么吃的也没有了，人们开始以树皮、树枝、树叶、泥土来充饥。有人开始饿死，其余的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在难以言状的痛苦中吃死人的肉。死者被切成块，标有名字，以免误食自己的亲属。最后，9名男人和6名妇女决定冒着狂风暴雪拼命冲过雪封的山岭。最后2名男子和5名妇女最终来到了山的那一边，把这可怕的故事带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村庄。当地居民立刻组成四支志愿救援队前去救援。他们把营地中的幸存者--87人中的45人带回了安全地区。
唐纳移民队走的山口后来被命名为“唐纳隘口”，以纪念西部移民先驱们的辛酸血泪。1848年有400人经过“唐纳隘口”前往加利福尼亚，一年后有两万五千人穿过这里，前往圣弗兰西斯科加入淘金热潮。1864年，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从唐纳隘口穿过。如今美国40号公路、第80号州际公路和横穿大陆的“林肯高速公路”都在唐纳隘口汇集，然后向西进入加利福尼亚平野。
美国政府起初对加利福尼亚并不感兴趣，但是从1830年代开始，逐渐认识到这一地区有不少良港，有对中国进行贸易的得天独厚的位置，还猜测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已经对这一地区有所图谋。最后这个猜测并没有错，英国对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都产生了兴趣。对于得克萨斯，英国人看出它可以用来阻止美国向南扩张，并用来代替美国南方各州这片比较老的棉花供应地。在得克萨斯西北面，来自哈得孙湾的毛皮商人也渗透到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英国在加利福尼亚沿海的贸易增加了其对这片遥远陆地的兴趣。
英国商业势力在加利福尼亚的出现刺激了美国，使得美国人确信加利福尼亚也必须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波尔克总统也支持合并者的梦想。早在1842年，他就密令太平洋分舰队司令托马斯·琼斯海军准将，如果墨西哥向美国宣战，就立即占领加利福尼亚的所有港口。琼斯过早听信了美国与墨西哥已爆发战争的传言，于是航行到上加利福尼亚的首府蒙特雷，强迫当地的墨西哥行政长官投降，并宣布吞并加利福尼亚。在得知自己的失误后，琼斯作出了道歉，墨西哥的国旗再次升起。然而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又有超过一千五百名美国人通过内陆移民到加利福尼亚，进一步增加了双方的摩擦。这些移民想要一个属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正如一位当地墨西哥居民所说，“美国的人数不久就会增加到足以再上演得克萨斯的一幕。”
诞生初期的得克萨斯共和国控制着东至纳契兹河、西至努埃希斯河、北至雷德河、南抵墨西哥湾的土地，而其提出主权要求的领土则以格兰德河为界，并在河源向北延伸，直至北纬42度线，总面积超过了100万平方公里。得克萨斯共和国最初的国旗图案为蓝底上面的一颗金星，并由此自称为“孤星共和国”。1839年之后的新得克萨斯国旗显然模仿自美国的国旗，左侧是蓝底和一颗白星，右边是一道白色的和一道红色的条纹，国徽图案则是被橄榄枝和橡叶围绕的白星。
得克萨斯共和国最初的首都是布拉佐河畔华盛顿，这里是参政会召开并宣布得克萨斯独立的地方。在1837年之前，首都随着参政会四处迁移，第一届共和国国会召开的地点哥伦比亚村被视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个正式首都。两名来自纽约的地产商在1836年夏天在水牛河口购买了6642英亩(26.88平方公里)的土地,希望将其发展成为一座城市。他们以第一任总统山姆·休斯顿的名字为其命名，得克萨斯共和国在1837年将首都迁到了这里。当时得克萨斯最大的城市是圣安东尼奥，人口为3000人，但是其居民大多操西班牙语。
得克萨斯第二任总统米拉波·拉马尔当选后决定再度将首都向西迁移。1839年10月，得克萨斯共和国的整个政府和国会全都乘牛车迁到了科罗拉多河畔的奥斯丁，并宣布这里是得克萨斯的永久首都。这座从荒地中兴建起来的城市具有典型的方格状道路网，中央是得克萨斯议会大厦。奥斯丁同其北面的韦科要塞(1990年代因围剿邪教大卫教的“韦科事件”而闻名)和沃思堡要塞同处于得克萨斯共和国实际控制的边境线上，再往西就是科曼奇族和利巴族印第安人活动的区域。
在得克萨斯共和国刚独立的时候，其白人人口只有7万。得克萨斯人为了自身的安全，迅速请求加入美国。其首任总统山姆·休斯顿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派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希望加入联邦。但是得克萨斯人的请求却被拒绝了。杰克逊总统并不愿冒同墨西哥人开战的危险，而美国自身的内部政治力量平衡也取决于13个自由州和13个蓄奴州(阿肯色州于1836年6月、密歇根州于1837年1月加入联邦)之间的势均力敌。所以许多北方州的议员都激烈地反对吞并得克萨斯、增加又一个蓄奴州。
在随后的几年里，得克萨斯共和国蹒跚挣扎着试图生存下去。它试图吞并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以将边界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但是只有能力派遣少数武装人员越境发动袭击。1841年得克萨斯人对圣菲发动了一次计划不周的远征，以失败告终。得克萨斯的代表在欧洲国家的首都进行外交活动，寻求财政支持与外交承认，但收获不大。只有法国向其首都奥斯丁派出了外交使团，此外比利时和荷兰向得克萨斯派去了领事。1823年脱离墨西哥帝国的中美洲联邦(今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五国的前身)准备在奥斯丁建立一个大使馆，但这座使馆直到得克萨斯并入美国也迟迟没能开张。
为了增加人口，得克萨斯共和国对于欧洲人的移民人境采取了鼓励的政策，通过移民公司在德意志、瑞典、英国、荷兰、爱尔兰等地区宣扬移民得克萨斯的法律。1843年议会甚至下令用德文出版得克萨斯的相关法律。其中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来自德国。1842年，一群德国贵族建立了名叫“保护得克萨斯德意志人移民”的团体，从事向得克萨斯移民的工作，这个团体的首领是来自德国北方索姆斯-布劳恩菲尔斯领地的卡尔亲王。关于得克萨斯的宣传文章吸引他来到了奥斯丁县以西的科罗拉多河一带。这里的土地位于平原之上，地势较高，距海岸有相当的距离，有益健康。卡尔亲王在附近巡视了一圈，发现已经在得克萨斯建立起来的美国拓居点没什么可取之处，因为那些美国乡下佬在迁入这一地区之前没什么深谋远虑。卡尔决定德国的移民必须有足够的装备，以顺利度过困难的头两年。此外他们不应当分散地独自在土地上定居，人多了才有力量。
德国“移民协会”为参加移民团的人定下了两条规则:
1. 不许在离定居地40英里以外建立新移民区，2、在定居地建立初期，绝不许德国人和美国人杂居。1845年卡尔亲王返回德国，“移民会”的其他工作人员用一年多的时间到加尔维斯顿和休斯顿等地区考察，审慎权衡各个地区的利弊，最终都赞成卡尔亲王的选择。“移民会”在奥斯丁以西买下了387.8万英亩(1300 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特许状。1846年5月，奥特弗里德·冯·默斯巴赫男爵率领第一批德意志移民来到了这里。为了纪念“移民会”的最高赞助人，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亲王，他们建造的第一座城镇取名为弗雷德里克斯堡。
到1854年，弗雷德里克斯堡已经发展为一个繁荣的德国人移民城镇,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商店里摆满了同印第安人做生意的货物，周围的田地种得很好，而且围起了栅栏，修建了舒适的住宅。弗雷德里克斯堡最出名的德国移民后代是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二战时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事实上另一位德裔美国人的杰出代表，后来出任美国总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出生在得克萨斯州北部，但其祖先早在1730年便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因此艾森豪威尔并非“得克萨斯德国人”的后代。
有人认为“移民协会”蓄意要在得克萨斯建立一个“新日耳曼”。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们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是在当时，德意志血统的移民在得克萨斯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融入美国社会，而是采取德国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日常生活中也说德语。直到20世纪初，随着时代的演变和老一代移民相继去世，这种文化和血统上的隔断才消失，“得克萨斯的德国人”才真正变成“得克萨斯的德裔美国人”。
除了“移民协会”这种真正从事移民工作的团体外，在得克萨斯共和国存在的九年里，还有许多美国投资者通过建立土地公司的方法来剥削得克萨斯，并发行了许多欺骗性的股票。此外美国政府还大量购入得克萨斯政府发行的纸币和债券。像独立战争开始时的美国一样，得克萨斯共和国也是靠大量公债和纸币创立起来的。据其财政部长的报告，得克萨斯政府在1838年负债1,886,425美元；1841年的财政支出为1,176,288美元，而收入只有442,604美元。
到1845年，得克萨斯共和国的财政已经彻底混乱，根据不同的估计，负债金额在700万到1200万美元之间。纸币的价值持续下跌，年利率8%的得克萨斯政府公债在首都街头以1得克萨斯元(与美元等值)折合3美分的价格出售。大量证券投机商以低得令人可笑的价格购得了一船一船的债券，把它们运过边境，运到密西西比河，然后用汽船运到纽约的证券市场。这种活动使得美国与得克萨斯的财政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也有助于破坏北方反对吞并得克萨斯的政治立场因为只有吞并得克萨斯，北方人认购的大批债券和纸币才不至于变为废纸。
更重要的是，当时伴随着领土的增加，在美国人当中出现了一套美妙的说辞，即“天定命运”论,来证明其行为的正确性，并为之辩护。这个词汇是《民主评论》杂志编辑约翰·奥苏利文在1845年创造的，它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美国优越的制度和文化赋予美国人将文明传播到整个大陆的权利乃至责任，这符合上帝的旨意。这种独特的使命感是早期清教徒移民们乌托邦式理想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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