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非常热爱部队文艺，非常关心文艺工作者，可以说，他是“文”“武”结合得最好的我党高级领导人之一。贺龙认为，文艺要根据战争的需要去创作和演出，内容必须健康，方向必须正确，才能起到鼓舞斗志、宣传群众的作用，对于那些情调软绵绵的作品，或政治方向有错误的作品，他几次雷霆大发配资公司排行，严厉批评。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贺龙在延安时期严格把握文艺方向的一些故事。
1942年初，延安出现了一些攻击党的干部和丑化工农兵的作品，产生了离心离德、涣散人心的恶劣影响。特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方向有明显错误，他把延安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艺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他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区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贺龙看了《野百合花》后，拍案怒吼：“我们的部队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你们却在延安吃饱了写鬼文章，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下去，我就要班师回朝了！”
后来贺龙直接向毛泽东反映了他对《野百合花》的愤慨。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报告时，对贺龙的文艺批评意见作了充分肯定，他说：“有些同志对一些事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革命战士。虽然我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们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什么风不好，我们一嗅就嗅出来了。”
1942年3月21日，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排了一组小戏《延安生活素描》，这个戏共由10个小型剧本组成。当天晚上，贺龙应邀观看，但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原来这10个剧本都是写延安阴暗面的，是当时“灰色”文艺思潮的产物。
比如剧本《多情的诗人》，写一个很有文采的女大学生到延安后，与一位长征老干部谈恋爱，恋爱期间，老干部只问她同不同意结婚，别的不闻不问。新婚之夜，老干部只想睡觉；而女大学生却坐在窗前，欣赏皎洁的明月，赞叹“月光真美”。最后老干部不耐烦说：“美什么呀，像个烧饼；睡觉，睡觉！”
贺龙对老干部是充满感情的，他认为老干部虽然古板、枯燥，但他们有着革命者最重要的优点，如政治上坚定、执行工作认真等等。贺龙曾在一次谈话时说：“一个革命军人，活到40岁以上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已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战争，有的身体上已经受了十几次的伤……老干部大都是非常能吃苦的。”
当《延安生活素描》演到一半时，贺龙实在忍受不了了，他生气地问导演该剧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吴雪：“你到底想干什么？”后来吴雪在贺龙的教育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时作了自我批评。
1942年3月9日，作家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当时延安有两名妇女正面临离婚的厄运，使丁玲激发出了“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丁玲虽然肯定延安的妇女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但是又指出她们仍然没有在性别上“取得平等”的地位，遭受了“无声的压迫”，她还在文章中写道：“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谊舞。”
《“三八”节有感》发表以后，在延安引起了轩然大波，贺龙看了以后也十分生气，他专门找到丁玲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丁玲听了贺龙的话后，也意识到自己的文章过于偏激了。第二天，丁玲主动上门拜会贺龙，一则感谢贺龙对她的批评，二则解释一些误会，三则想再听听批评意见，她诚恳地对贺龙说：“贺老总，我们是不打不相识，我今天特地来听你的意见了。”
贺龙听后爽快地说：“没有了，之前已经提完了。劳你大知识分子登门来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哟！”
第三天，贺龙果然来回访丁玲，还在她家里吃了顿饭，两人谈得十分融洽。这充分体现了贺龙是非分明的政治品格，他认为错的，就提出批评；对于好的，则热情支持，诚心帮助作家找到正确的方向。几十年后，丁玲深情地回忆说：“我们之间的这种无私无间的同志关系，我是永远深深放在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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